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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2018年 01月 15日 14:58:50  来源: 沙坪坝新闻中心 编辑: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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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从十多岁起,马克龙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自由的渴望,将他引向法国总统之位。

    马克龙和我们的区别就是,我们总是安慰自己,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马克龙立志改变国家,改变这个世界。他做到了。

    年轻的大国总统,广阔的全球视野,鲜活的全球热点,全面的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展示。

    马克龙亲笔书写,讲述他的见解,他的故事和他的决心,号召我们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国家而战!

    作者简介

    作者:(法)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977年12月21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毕业于法国顶级高中巴黎亨利四世中学,随后在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并获得相应学位。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经济部长,现任法国总统。

    译者:罗小鹏,法国文化研究者,1985年获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硕士学位,随即赴法国攻读法律,定居巴黎至今,1993年获巴黎索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章节试读

    在开始这场冒险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下自己的经历以及信念。毕竟,公众生活不足以说明一切。我今年38岁,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担任经济部长,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路,我自己也无法真正说明原因。我只看到了最终的结果,而这结果也并非理所当然。这个选择其实由来已久,它源于我对自由的无限渴望,当然,跟运气也有一定的关系。

    1977年12月,我出身于皮卡第大区的首府亚眠市的一个公立医院医生家庭。在这之前不久,凭借家人的勤奋和智慧,我们家刚刚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来自普通家庭,分别任职教师、铁路员工、社会工作者和路桥工程师。我的家庭史就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地方家庭奋斗史。可以说,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从医在上一辈人眼里更是一条康庄大道。因此,在祖父母的鼓励下,我的爸爸、妈妈、弟弟和妹妹都选择了行医。我是家里唯一没有从医的人,但这绝不是出于对医学的厌恶,正相反,我是热爱科学的。

    我没有从医的真正原因,是我在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决定争取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场我能主宰的冒险。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渴望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幸运的是,虽然我的父母主张子女勤奋,但他们仅仅把受教育看作是通往自由的途径,而并没有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在我身上,从而让我有机会忠于自己的内心。

    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并在每个阶段越发坚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但起码我的目标明确。追逐自由的过程中,我唯一需要付出的是不懈的努力,而我甘之如饴。我尝过失败的滋味,有时甚至是非常惨痛的失败,但我从未轻言放弃,因为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个信念——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莫过于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人生,追逐最初的梦想和施展自己的才华。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才能。这一信念决定了我后来的政治立场,也使我对这个等级分明、充满淡漠的社会中的不公更加敏感。这样一个人人都在打各自的小算盘的社会制约了我们所有人实现自我价值。

    我的祖母和我父母一样求知欲很强,是她教导我要认真学习。从我5岁起,每天放学后,她还要花好几个小时教我语法、历史、地理、阅读等。我曾经整日整日地大声朗读莫里哀、拉辛、乔治·杜哈曼(这个作家现在有点被人遗忘了,但我祖母很喜欢)、莫里亚克和季奥诺的作品。我记得小时候,每逢学校有考试,祖母都会在焦虑不安中等待我回家,哪怕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测验。

    这就是我的无价之宝——我有一个时刻挂念我、重视我的家庭。对他们来说,只要我过得好,别的都不重要。这种关心正如雷欧·费亥歌里唱的那样——“别太晚回家,更不要着凉”,每每听到这些,我都倍受感动。

    这些充满爱意的话语伴随我的整个孩提时代,其中蕴含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情感——关爱、信任和责任感。我深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当然,童年的运气会带来怎样的结果,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的童年运气不止于此,如今每当我与他人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时,我总会想起自己的家庭是如何重视学校教育的,也会想起那些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老师们。在教育领域表现出这样的责任感、决心和爱心的国家不多,我们每一代人都有义务守护着这样的火焰,让它经久不熄。

    就这样,我在一个由书本砌成的世界度过了童年。那是一段在法国外省度过的悠闲时光,一段有阅读和写作相伴的快乐时光。我那时的生活被文章和词句填满,我的世界也因文字而变得丰盈,有时我甚至觉得文字中的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渐渐地,我观察到的不再是事物的表象,文学那股神秘而亲切的暗流将我带入了世界深处。那时,我的旅行都是在想象中完成的。透过作家的风格,以及他们笔下绽放的迷人世界,我认识了大自然里的花草树木。

    在科莱特的书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一只猫或一朵花;在季奥诺的书里,我领教了普罗旺斯的寒风和人性的现实;纪德和谷克多则是我不可替代的精神伙伴。当时的我生活在一个由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构筑的世外桃源里。

    我父母将学业看得至关重要,并给予了我极大的关爱,但他们从未干扰我的选择,甚至鼓励我自己做决定。

    在我祖母眼里,再没有比文学、哲学和大作家更要紧的了。因为,正是教育改变了她自身的命运。她出身于巴涅尔德比戈尔市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火车站站长,母亲替人帮佣做家务。她是家里唯一在拿到初中文凭后还继续上学的孩子,她的哥哥和姐姐读完初中就去打工挣钱了。她母亲是文盲,父亲识几个字,但阅读困难,时常分辨不出文字的细微差别。她常给我讲自己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初中二年级的一天,她拿着成绩单回家,上面写着“全优生”的评语,但她的父亲误以为是在说她作风轻浮,便扇了她一记耳光。高中最后一年,她遇到了一位赏识她的哲学教师。在老师的鼓励下,她通过函授进修了文学,并在二战爆发前顺利拿到了文凭。靠着这个文凭,祖母在纳韦尔市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开始独立生活,并将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母亲带到自己身边,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直到母亲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名教员。我之所以使用“教员”这个词,是希望能够帮它摆脱人们固有印象中拖沓、懒散的教师形象,为它重新镀上一层热情、无私和耐心的光辉。我仍记得祖母过去的女学生给她写的信以及她们登门拜访时的情形。是祖母为她们指出了通往自由的求知之路,这条路丝毫不坎坷——下课后,大家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欣赏肖邦的钢琴曲,或是细细品味季洛杜的著作。与我祖母的出身一样,那些学生的父母大都是皮卡第的手工业者或农户。祖母领着她们重温自己走过的每一段路,为她们开启通往知识和美,甚至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

    那时候,普通家庭对女孩受教育存在很多偏见,在与这些偏见抗争的过程中祖母从未气馁。一方面因为她生性乐观,更因为她的亲身经历使她坚信自己想要传授的正是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正因是精髓,我们才应该以让女子受到与男子同等的教育为荣耀。

    我可以说是她的最后一个学生,如今她已离世,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她,也没有一天不在找寻她的目光,因为我希望自己未来的工作无愧于她对我的教诲。祖母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女子教育,她深知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女子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已经实属不易。对她而言,真正的知识是自由的,属于个人的。如果她看到今天我们除了颁布禁令和正面对抗这些充满敌意的解决方式以外别无他法,我想她会更加感到痛心,因为这与我们本应带给孩子的启蒙背道而驰。事关下一代的教育,若非以爱为出发点,便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为自己曾接受祖母充满爱的教育而倍感幸运。她的音容笑貌,她给我讲述的那些往事,以及她的自由和严苛,至今都影响着我。

    我记得那些在她房间度过的清晨,我每日早早起床只为听她追忆战乱时的经历和那时的友谊,感觉就像行走在她小说般的人生里。我现在仿佛仍能嗅到她在天亮前准备好的咖啡的浓郁香味。那时,若我没能在七点准时去祖母的房间找她,她便会来到我的卧室。我仍记得卧室门被轻启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在说:“你还在睡吗?”我不愿在此赘述与祖母的点点滴滴,但正是这些回忆将我和她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同我父母的交流也总是围绕着书本。因为他们,我接触到了一种更富哲理、更现代的文学。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围绕医学展开的谈话,话题往往围绕着医院生活、医学实践和研究进展等,我们可以连续辩论好几个小时。若干年后,我那成为心脏科医生的弟弟洛朗,和成为肾脏科医生的妹妹艾丝特尔,将这一传统继承了下去。

    那几年的时光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若想获得自由,必须付出足够的努力,同时要拥有强烈的求知欲。诚然,现在的我在纷繁的社会活动中找到了乐趣和使命,但那远离一切人类烦恼的平静生活所带给我的幸福是无可比拟的。它如同我的根基一般护佑着我,引导着我做出明智的选择。

    除文学外,我其余的心思就都放在钢琴和戏剧上了。对钢琴的热爱始于我的童年,至今未变。

    步入青春期后,我接触到了戏剧。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在舞台上诵读我和祖母一起反复阅读的篇章,听别人诠释一个角色,和他人一起呈现一段鲜活的表演,这一切都令我既开心又感动。也是因为戏剧,我在高中时结识了布丽吉特。情愫在我心中悄无声息地发芽,直至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我们最初只是觉得精神契合,在朝夕相处中渐渐培养出了一种微妙的亲密感。我们都坦然接受了这一情感,直至今天,依然炙热如初。我每周五都同她一起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创作一部戏剧。如此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剧本写完了,我们又决定一起把它搬上舞台。在此期间我们无话不谈,仿佛相识已久,而剧本创作变成了我们见面的借口。

    几年后,我梦想中的生活变成了现实。我和布丽吉特走到了一起,任何负面的声音都无法拆散我们。

    16岁那年,我离开故乡前往巴黎。在这个年纪背井离乡,选择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法国人不在少数。对那时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最棒的冒险:我来到了那个原本只出现在小说里的地方,行走在福楼拜和雨果笔下的人物走过的路上,内心犹如巴尔扎克小说里的少年般意气满满。

    我很喜欢那些去圣热纳维耶夫高地漫步的岁月。

    但我不得不说,我虽日复一日地刻苦学习,同样的课程,我在亚眠时可以在班里名列前茅,在这里我就暗淡多了。我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佼佼者,他们中有些是数学天才,而我只能通过加倍努力去弥补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必须承认,在初到巴黎的那几年里,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生活和爱情上面,无心加入同学间的竞争。

    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和我的爱人一起过梦想中的生活,并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巴黎高师的大门最终未能向我敞开,在几次尝试之后,出于对哲学的热爱,我进了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大学。之后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入读了巴黎政治学院。

    那些年是美好的,我能够自主选择实践机会,探索未知,并有机会结识不同的人。我很喜欢曾停留过的这些校园,正如我热爱那些曾给予我谆谆教诲的人。这期间,我最大的幸运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哲学家保罗·利科,他当时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协助他整理文件的助手,而这次相遇得益于我热心的历史老师和保罗·利科的传记作者。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利科在沙特奈马拉布里市的白墙公馆一起度过的那几个小时。我听他侃侃而谈,并未表现出面对名人的胆怯。我必须承认,这份坦然源自于我对他的一无所知。我从没读过他的著作,自然也就意识不到他有多了不起。夜幕降临,我们都没有去开灯,而是在一种逐渐建立起的默契中继续我们的谈话。

    从那晚起,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我的主要工作是研读和评论他的文章,以及协助他阅读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他身边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收获良多。其实,我的资质本不足以胜任这个工作,是他的信任促使我不断提升自己。在他的影响下,我每日不间断地阅读和学习。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只不过是研读经典著作,而这一定义源自于他谦虚地把自己比作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那几年里,我还有幸接触到了奥利维尔·蒙甘、弗朗索瓦·多斯、凯瑟琳·戈尔登斯坦和特雷兹·杜芙洛,他们待我亦师亦友,并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利科的指引下,我对上世纪的历史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也学会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教我怀着敬畏之心去看待某些问题和某些历史悲剧,以及通过文章解读生活。保罗·利科笔耕不辍,每日在理论和现实中往返,虽伏案工作,却志在照亮世界变迁之途,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是他告诫我,千万不要被情感摆布,也不要道听途说,更不要将自己封闭在一个脱离现实的理论空谈之中。在这种看似冲突不断、实则激发灵感的失衡状态下,才能迸发出有意义的思考,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

    有其师必有其徒,这段以利科作为精神导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我认识的利科性格严谨,擅长观察现实生活,同时对他人充满信任。我明白,遇到他是我这一生莫大的运气。

    在那几年里,我愈发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想做的并不局限于学习、阅读或理解,而是要行动起来,切切实实地做出改变。于是我决定换专业,转学法律和经济,并最终选择了社会决策。于是,我同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一起,着手准备国立行政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些朋友至今仍在我身边,不断给予支持。

    进入这座学校不久,我就立即被派往政府部门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学生在这里完成职场初体验,而年轻公务员则是在实践中完成了自我培训。

    我很喜欢这一年的实习和培训,从未主张取消国立行政学院。如今制度中的问题在于,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过于稳定,而与此同时其他人都生活在不安之中。

    我的为国效力之路始于法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六个月间,我有幸在一位出色的大使——让-马克·西蒙——身边工作。之后,我被派往瓦兹省的省政府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国家机构的另一面——地方政府、地方代表和社会政策。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度过了这段时间,并与很多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米歇尔·罗卡尔。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不久前刚刚去世的亨利·埃尔芒,他后来对我的期许很高。从一开始,他就待我亦父亦友,我们也有着相同的政治取向和观点。这位杰出的人物曾经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几十年来法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正是借由他的关系,我结识了米歇尔·罗卡尔。

    他们两人在2016年相继离世。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来往,或谈论人生,或谈论政治,度过了很多亲密的时光。米歇尔·罗卡尔和我除了年龄、经验和曾担任的职务有所不同外,还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与我相比,米歇尔·罗卡尔拥有更深厚的党派文化背景,以及穷尽毕生力量改革其所属政党的意志。他的严谨、决心和友谊都深深影响了我。无论是在历史根源深远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还是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气候事业上,他都为我树立了忧患世界的榜样。

    在国立行政学院学习的这段经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当时并不真正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也没有方向。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学习时获得的名次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让我可以自由选择毕业去向。开始接触财务检查工作时,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虽然也是政府工作,但对我来说多了种未知的吸引力。在那四年半的时间里,我学会了以严谨的态度进行核查工作,在基层的走访也让我收获颇丰。我在对公共事业有了更深入认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团队合作。

    我有机会走遍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曾往返于特鲁瓦、图卢兹、南锡、马罗尼河畔圣洛朗和雷恩市之间,并度过了几周的时间。这段时间拉近了我和同事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交谈中学会了层层剖析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各种政府机制。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提高法国增长委员会”副报告人。该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是雅克·阿塔利。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与委员会的40名成员一起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与其中不少人成为朋友。通过委员会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一些非凡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分别是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并有幸求教于他们,接触到了不同领域的问题,且心系至今。

    几年的政府工作之后,我决定离开人们口中所说的“服务”机构,进入私有企业。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了解私有企业的运行规则,观察国际局势对私有企业的影响,然后再回到政府部门。在这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在《精神》杂志工作期间,我先是与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的朋友短暂来往,然后加入了社会党,后因观念不合而随即退出。其间,我有机会察访了加来走廊加来海峡省地区,并逐渐积累了一些社会关系。

    我就这样离开了政府部门,进入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工作。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从业界内最年轻和最有经验的人那里学到了这个行业的工作方式和技巧。然后,在经验老到的银行家带领下,我体会到这一行业的非凡之处——它要求你搞清楚整个产业块及产业现状,说服一个企业负责人做出正确的企业战略决策,继而陪伴他带领整个技术团队执行这个决策。在此期间,我了解了商业的奥秘,见证了它巨大的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行业被某些人吹捧到无法企及的高度,而另一些人则仅仅在其中看到了金钱的肮脏和对人的剥削压榨,我既不认同前者的得意扬扬,也不认同后者的负面刻薄。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既幼稚又不合时宜。

    我同一些出类拔萃的同事相处了不少时间。大卫·德·罗斯柴尔德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将原本很难一起共事的精英人物聚集在一起来为他工作。因为这个行业的关键不是摆弄金钱,也不是拿钱去借贷或投机,而是提供咨询。在这里,真正有价值的是人。

    我从未后悔在银行工作的这四年时间。但我的这段经历却常受人诟病,因为不了解这个圈子的人会把这里想象得十分不堪。无论如何,我在这里真正了解到了一个行业的运作,而我认为所有的政治领袖也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好几个领域和不少国家,受益匪浅。与一些决策者的来往也使我增长了见识。我也有可观的收入,但没有多到足以让我从此悠闲度日的地步。

    2012年,我听从自己的内心,离开了这家银行,重新回到政府机构。在离职前两年,我就已经决定应弗朗索瓦·奥朗德的邀请,参与到左翼政党的经济改革议题和方案的准备工作中。奥朗德当选总统后,我接受他的邀请前往爱丽舍宫,并以总统府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他身边工作了两年,主要负责欧元区和经济方面的议题。

    那几年我在为国效力,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毫无保留地进言,至于能否被采纳就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了。我希望自己提出的建议中,起码有一些是中肯的。当然我肯定也提出过错误的建议,对此我也不会回避——我在任职期间并非面面俱到。两年后,我提出辞职,并于2014年7月离开爱丽舍宫。

    我没有像多数人一样试图在政界或商界谋求个好职位。我更倾向于自己单干——创业或教书都可以,当时也丝毫没有重返政坛的打算。更何况,当时有一个狂热的“道德规范”委员会,他们几乎禁止我与总统再见面。这种过激且不现实的做法令人捧腹,但我全然没放在心上,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之后不久,总统又召我回去任职经济、工业和数字经济部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公众所熟知的了。我尝试在政府内部做些改变,并得到了支持。有一次在国会,我花了几百个小时的时间说服人们通过一项我认为有效的法案——它有助于解开周日工作禁令,放宽运输条件,鼓励市场竞争,重新刺激购买力,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勾画出一幅以创新和投资为基础的工业计划蓝图。在持续多年的经济衰退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积极有力地保护工业,重振一些大型企业,例如标致雪铁龙集团和大西洋造船厂等。我幻想引导一场“头脑清醒,敢想敢作”的运动,为工业振新和经济独立付出努力,并且收获成效。比方说,作为政府,我们要知难而进,对类似核能和石油配套那样的行业进行重组,或者对法国钢铁业予以保护。但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天真地认为政府干预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绝境。当然,我必须承认,在这条道路上我也曾经历失败。我希望通过支持投资、号召企业家务实和倡导“科技法国”这三种途径,为明日工业做准备。说到明日工业,在法国已经有一股新兴的力量正在萌生了。

    接下来就是那段充斥着僵持和意见分歧的日子。

    2015年秋天的恐怖主义事件之后,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国家没有抓住这个全新的经济机遇,通过改革建立强大欧洲的决心日渐崩塌;人们围绕国籍话题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而这场辩论除了分裂国家,并没有对恐怖袭击给出任何对策......在我看来,这些政治决策都有失妥当,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误。就在危机和绝望助长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的同时,我们的邻国却已经找到降低失业率的可行性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刻不容缓。

    针对这一事务,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我的改革则因接二连三的形势判断失误、同事的无法胜任以及一些人的私下中伤而受阻。于是,我决定提出一项新的政治主张,并于2016年4月6日在我的家乡亚眠市首次发动“前进”运动,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对抗”什么,而是“支持”什么。马尔罗说得好:“对抗并不存在。”我就是一个为“支持”而存在的人。我支持不同的政治派系能够超越对立,共同存在;我支持在重建国家的征途上走得更远;我支持将辉煌的历史同进步的动力重新连接,为下一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我支持让法国人民参与变革;我支持重用新的面孔、新的人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我必须离开政府。唯有这样才不会违背我对形势的解读、我的追随者的意愿,以及我对国家的期待。

    有人说我忘恩负义,并且闹得沸沸扬扬。我要就这件事反驳一次,只此一次。我认为这一说法恰恰反映了当代政治的道德危机。有的人说,既然我经济部长的职位拜总统所赐,那么我就应该像机器一样服从他,放弃个人观点和事业,与他共进退。当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真正想表达什么呢?是想说国家利益应该让位于私人恩惠吗?更让我震惊的是,这些中伤我的人竟然无知地承认,对他们来说,政治也有潜规则:只要乖乖服从,就能分到一杯羹。在我看来,如果说今天的法国民众已经放弃政治,或者正在走向极端,就是出于对这类官僚之风的本能厌恶。

    至于后来共和国总统说我欠他个人情,我权当这是无心之语。因为我深知他十分在意维护政府公职的尊严以及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价值,绝不会(哪怕是一瞬间也不可能)认同这种施恩图报的观念。正因如此,我虽不得不痛心离开,却仍对他满怀敬意。不管是最初在总统府内为他出谋划策,还是后来作为政府内阁的成员为国家献计献策,是他给了我为国效力的机会。

    我忠于的对象仅限于国家,而绝非某个政党、某个职务或某个人。我之所以接受这些公职,是因为它们为我提供了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机会。从接受政府职务的第一天起,我便一直保持这一观点,从未改变。后来,我的变革之路上出现了阻碍,这些阻碍包括冥顽不灵的思想、老人当道的政府、匮乏的想象力、笼罩社会的精神麻木等,一切迹象似乎都在向我表明时局不再,我斟酌再三,随后提出了辞职。在我的观念中,政府的举措既不是用来美化个人政治生涯的,也不应成为论资排辈的资本,而是以服务为出发点,发动所有人出谋划策。其他的所有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批评和诋毁更不能动摇我,何况那些中伤者并非忠于国家,而是忠于一个可以确保自身利益和薪俸的官僚体系。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过去这些年里,布丽吉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们于2007年结婚,这段最初要遮遮掩掩、不为人接受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备受阻挠的关系,在与命运和伦理的较量中,我应该算得上意志顽强。但我必须说,是布丽吉特给了我真正的勇气,以及包容一切、平和而又坚定的信念。她当时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而我只是个学生。她和我在一起不图财、不图名分,也不期望我带给她舒适安逸的生活。恰恰相反,为了和我在一起,她放弃了一切。当然,孩子始终是她的牵挂,她没有强迫他们认同,而是慢慢让他们明白,我们的关系虽然很难接受,却已成定局。

    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是布丽吉特那份决定拉近我和她家人关系的心意,造就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的孩子渐渐理解并接受了我们的感情,我们建立起了一个专属于我们的家庭(至少我这么认为),一个显然不能以常规眼光来看待的家庭。但也正因为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我们之间的纽带更加坚不可摧。

    我一直很敬佩她身上的那种坚定和勇气。

    首先,作为一名法语和拉丁语教师,她始终兢兢业业,对这份从30岁起就开始从事的工作充满了热爱。我曾亲眼见证她不遗余力地帮助有困难的青少年,她的敏感使她能捕捉到这类学生细微的精神裂痕。因为在她充满活力的坚定外表之下,有一方敏感的净土,一方只有脆弱的灵魂才能进入并找到知音的净土。

    作为母亲,她也表现出了同样充满关爱的坚定。她在生活和学习上无条件支持每个孩子,是他们的坚实后盾,同时又对他们有着清晰明确的要求。塞巴斯蒂安、劳伦斯和蒂芬娜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或者去见她,征求她的意见。布丽吉特就是他们人生中的指南针。

    渐渐地,我的生活被她的三个孩子和各自的配偶——克里斯黛尔、纪尧姆和安托万,还有他们的七个孩子——艾玛、托马斯、卡米耶、保罗、伊丽兹、艾莉丝和奥莱力所填满。他们是我们努力奋斗的意义所在。家庭是我的根,是生活的基石。我们的经历赋予了我们绝不因循守旧、随波逐流的顽强意志,让我们相信只要足够坚定、足够虔诚,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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