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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脉与意境
2017年 12月 04日 10:18:50  来源: 中青在线 编辑: lc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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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婺源茶道“文士茶”表演

    【导读】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是最著名的一对茶联。据说此联最早出自元代李德载的一首小曲:“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张源《茶录》有云:“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陆羽《茶经》对用水问题已有论述,陆羽之后,张又新《煎茶水记》专论天下宜茶之水,把“扬子江心”的中泠泉评为“天下第一泉”。中泠泉位于江苏镇江金山,由南零、中零、北零三眼组成,而以中零涌水最多,三眼泉水总称为中泠泉,汇聚于扬子江中的金山寺旁;据说金山寺早先屹立扬子江心,四面环水,依《中泠泉记》,取水时须依时辰乘船至江心,用专门的器具伸到石窟中取水,“若寻千尺,始得真泉;若浅深先后,稍不如法,即非中泠真味”……好了,不摆了,关于中国茶,我们还是来读洪忠佩的文章。

    生活中的速度与节奏,在一杯茶的时光里慢了下来。

    唤醒的,不只是茶的清香与人生的况味,还有民间的风俗与历史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为国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西南、华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区,共同组成了辽阔的茶区板块,110万公顷的茶园面积分布在北纬18~37°、东经94~22°之间,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个县(市)种植生产茶叶。而出产名茶的核心地带,是处于北纬30°的神秘纬线上。去往茶区的路上,无论是丘陵山区,还是盆地高原,处处都是自然生态的茶园风光与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茶,既是自然生态的展示,又是精神生态的延伸。那一片叶子蕴含的丰富与广阔,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至世界和谐的精神向度。笼统地说,中国茶文化就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而在制茶、饮茶的过程中,不仅讲究修身养性的“茶境”,伦理道德的“茶德”,也讲究施茶济茶的“积善”,以及茶人茶商的“善行”。

    行走在茶韵缭绕的茶区,我随处都可以找到茶的叶脉与意境,以及追溯中国茶文化史的路径。

 

    进入浙江北部的湖州,可谓走进了江南水乡,除了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还有东、西苕溪水系形成的河网湖群,密集而秀丽。以水为滋养的湖州,历史上由于陆羽的到来,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

    事实上,陆羽生于公元733年的秋天,出生地为唐代的复州竟陵,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门。相传陆羽是弃婴,从小被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收养长大。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陆羽也不得不选择南下避难。他一路辗转到达湖州那年,刚满24岁。风华正茂的陆羽,仰慕妙喜寺住持皎然的才学,一到湖州,就去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拜访他。出乎意料的是,两人初次见面,因茶投缘,相谈甚欢。当时,一杯茶在他们内心荡起怎样的涟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皎然在《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的诗中传递的信息,是他与陆羽在重阳又相聚了,倡导以茶代酒。在饮酒风俗浓郁的唐代,皎然在诗中提出以茶代酒,应是开了先河。想想,如果两个人的情趣与志向不在一条线上,他们怎么能够相邀重阳,一起登高、赏菊、品茗、赋诗呢?以至后来,陆羽在“苕溪边结庐定居”,都与皎然不无关系。

    友人,山居,泉水,香茗。陆羽与皎然都是识茶之人,他们乐在其中,隐逸而闲适,正所谓“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一饮一啜之间,多了几分自然的情致,还有发现人生的况味。陆羽知道,茶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背起行囊,牵着瘦马,或乘一叶扁舟,访遍了长江中下游的茶区与寺庙,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与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在《茶经》里,第一次为这种神奇的植物留下了智慧的因子,还有遗传的密码。“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陆羽知道,他所处的饮茶成为风气的唐代,只是茶史长河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早在神农时代就发现了茶的药用,到殷周茶已经成为饮品了。陆羽的《茶经》,是历时26年对各地游历考察和调查研究的“茶记”,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陆羽能够有这样的意志力,完全是受到茶的感召与茶友的支持。

    “陆羽别业在青塘门外。”(《湖州府志》)就在陆羽在苕溪专心著述《茶经》的时候,皎然等几位茶友出资为他在湖州城外建造了“青塘别业”新居。“青塘别业”,是茶友共同献给陆羽一份茶一样真与纯的情谊。那时的青塘门,应是湖州城青铜门的别称。当陆羽见到新居,心中的暖流犹如好友奉上的热茶般滚烫。

    以茶会友,以茶融心。陆羽先后还与颜真卿、权德舆等人,成为莫逆之交。

    皎然比陆羽年长三岁,却没有越过六十九岁的门槛。陆羽不仅钦佩皎然在文学、佛学、茶学上的造诣,更加佩服他的为人处世。据说,他曾几次提出,要求自己辞世后葬在皎然塔旁,以此纪念他和皎然的“缁素忘年之交”。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宋·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陆羽是执着的,他用一生写好了一个“茶”字,后人尊他为“茶圣”。

    皎然是在杭州灵隐寺受戒,成为“一代茶僧、佛学大师”,陆羽与他亦师亦友,两人深得茶味茶趣。他们的肉身与俗世,都在一杯茶中得到了超然。在皎然圆寂五年后,陆羽追随他西游,永远走在了一起。后人根据湖州历史遗迹,重修了三癸亭、皎然塔、陆羽墓。

    怎么也不会想到,2017年春我到湖州荻港参加“第十三届三月三诗会暨纪念新诗百年诞辰”活动时,品到的并不是“温山御荈”“顾渚紫笋”“安吉白茶”,也不是“西湖龙井”,竟然是用桑叶加工的“湖桑茶”。当地民间,桑叶有“神仙草”之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在湖州历史上,蚕桑曾“独甲天下”。而陆羽“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新唐书·隐逸·陆羽传》)想必,“湖桑茶”是湖州人对“茶圣”陆羽的一种缅怀与纪念,以及茶品的一种延展吧。

    我离开湖州的那天,是公历2017年的4月3日,顾渚山与凤亭山的茶园都在开园采摘。那淅淅沥沥的清明雨,已经开始飘落了。

 南方茶园

 

    “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对于婺源人而言,每次翻开《茶经》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离那个遥远的时代距离又近了一些,仿佛字里行间有一杯陈年的婺源茶在醒来。

    陆羽的《茶经》,第一次刊刻是公元780年。那时,婺源刚设置县治不久,归歙州管辖。当时的歙州,即历史上的徽州早期,州府在歙县。根据陆羽在《茶经》的记述,婺源绿茶无疑是歙州茶的代表,从中足以说明婺源在唐代就是中国著名的茶区了。

    穿越时间的河流,人们去寻找婺源绿茶的根,去品味婺源绿茶的历史清香,朱熹对婺源茶文化的提升影响深远。

    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考取功名后,就从婺源背起行囊去福建走马上任,为朱熹在尤溪出生埋下了伏笔。婺源,是茶院朱氏的发源地,从一世祖朱瑰开始,二至六世祖的墓地,以及四世祖朱惟甫之妻——程氏豆蔻夫人的墓地,分别葬在婺源城郊与九老芙蓉山。朱熹是茶院朱氏九世孙,他生前认定唐天佑年间(904~907)率兵防戍婺源,制置于茶院的先祖朱瑰为婺源茶院朱氏始祖,不仅倡导修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还亲自撰写了谱序。在婺源县城南门朱熹祖居左侧有一口“虹井”,据说朱熹父亲出生时,井中气吐如虹,而在朱熹出生时,井中却紫气如云。

    朱熹一生嗜茶爱茶,晚年自称“茶仙”,赋诗题匾常以“茶仙”署名落款。八百多年前,朱熹从福建回家乡婺源扫墓时,他不仅把武夷岩茶苗带回家,在祖居庭院植上十多株,还把老屋更名为“茶院”。在当时,茶院有两种功用:一是专事某种茶务的地方;二是设茶供饮的地方。朱熹故园茶院,当属后者。“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这是朱熹对生活的告白。

    南宋绍兴十九年,也就是1149年,朱熹在家乡扫墓期间,与门人滕璘出游蚺城城墙下,看见石罅间有泉水淙淙涌出,清洌无比,觉得自己作为当朝进士,以后为官一定要像这泓清泉,“颠波不失志,贫贱亦清廉”。欣喜之余,就汲水品茗,并挥笔为清泉题名“廉泉”,门人则为此立石刻碑于泉旁。清康熙五年(1666),“廉泉”碑移至文庙正殿左侧,嵌入墙中供人瞻仰。朱熹在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只回过两次婺源省亲扫墓。“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在朱熹写给亲友的诗文里,充满了对家园乡土内心情感的温润,以及悠远的遐思。

    朱熹还借品茶喻求学之道,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说》)他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宋代煎茶仍然沿袭唐代遗风,在茶叶中掺杂姜葱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烩而妨茶味。朱熹对学生说,治学有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味道,便是事物夹杂了。”(语出《朱子语类》)。朱子巧妙地运用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离不开一个“和”字。“理而后和”,朱熹以茶论道传理学,他把茶视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只有爱茶思茶的人,才会有这样精辟的阐述。朱子理学倡导自我修养,而茶,无疑是提升修养的最好伴侣。

    八百多年后,我对朱子与茶的追寻,也仅是遗迹的寻访与文字的抵达。婺源城郊的“故园里茶院”,承继着的应是茶院朱氏缕缕茶香。与茶结缘,是文人雅士的一种情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求茶重在隽永,求水重在清冽,茶友重在高雅”,并把茶品出了不同的意蕴与境界。当时,我在“故园里茶院”观看婺源茶道“文士茶”表演,感受到的不仅是茶带给人的意境,更多的是文士与茶的情怀。

 

    再一次与新溪走徽饶古道到浙岭,已是清明后了。山上的茶树,正在萌发抽芽,沿途村庄缭绕着茶叶的清香。

    在中国饮茶的历史长河中,婺源乡村茶亭茶庵济人茶水以方便过往路人的施茶,且不收取分文,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它源于五代时浙岭的方婆。婺源,乃至徽州将这种世代传承的施茶“善行”,称为“方婆遗风”。

    历史上的五代,简单地说,就是在52年的时间里更换了5个朝代。在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五代的君主也没能走出唐代贡茶赐茗风气的影响,他们对茶的喜好都记在了《旧五代史》中。

    此时,作为歙州茶叶主产区的婺源,茶早已融入了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

    浙岭,又名浙源山,位于婺源县城北57公里处,海拔800多米。在春秋后期那个吴楚争雄的年代,浙岭是吴、楚国的划界之地。后来,浙岭成了进出徽州饶州的重要通道,有“七省通衢”之称。民国的时候,“镜心堂”以佛教的名义对浙岭进行了重修。“我徽六邑,居万山中,通衢率多峻岭,婺之岭较他尤多。其在婺北,而称通衢者,则我岭浙也。自东至西,缭绕如羊肠,然约十里有奇,而其高也,则巍巍乎,鸟道之不可攀焉,前人取石为级,而造之,而修之。且修不一,修并为之。筑亭於腰,与顶盖不知费……于是集腋成裘,而功始毕。”(《徽州婺北镜心堂重修浙岭征信录》)旧时,婺源人赴京赶考,外出经商,甚至衣锦还乡,都由浙岭往返。清代康熙年间詹奎题刻的那块“吴楚分源”的界碑依在,而当年往返在徽饶古道上的商旅已失去了踪影。

    相传五代期间(907~960),浙源山下的岭脚村有一位姓方的妇女,看到浙岭头每天行人络绎不绝,她只身一人搬到岭头的万善庵山亭居住,每日挑水、生火,为过往的行人挑夫烧茶解渴,长年累月从不间断,不分贵贱,不收分文。天长日久,人们都亲切地叫她“方婆”。

    即便浙岭,石缝中涌出的山泉,俨如神灵的恩赐,而方婆挑水去茶亭烧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挑水、生火、烧茶、济茶,这是方婆一天至关重要的内容,一天、一月、一年、十年……方婆做了一辈子。浙岭,也成了方婆终老的地方。过往路人感其恩德,拾石堆冢。年复一年,方婆的墓竟堆成了一座高6米,占地1分的大石冢,世人称为“堆婆冢”。明代诗人许仕叔来到浙岭。当他听到了五代时方婆长年累月烧茶给过往行人解渴的善举,以及行人知恩图报为她投石垒冢的义举,情绪难抑,赋诗赞道:“乃知一饮一滴水,恩至久远不可磨。”(《题浙岭堆婆石》)

    在万善庵山亭旁,立着一块清道光四年(1824)的《万善庵奉县正堂碑记》。碑记上依稀可辨“浙岭头万善庵,通衢要道,行旅络绎,尚建亭宇,冬汤夏茶,捐济旅众……”等字样。

    每一个听过方婆故事的人,抑或拜谒过堆婆冢的人,心中对一位长者持之以恒的乐善好施感到震撼。遗憾的是,我无法从地方志中找到有关她身世与名字的文字。从万善庵山亭开始,随着浙岭的蜿蜒,沿着星江的流淌,方婆的故事还在婺源一代代传颂,她的精神还在乡野村落流芳。在清康熙年间,在江苏做生意的婺源漳村人王启仁,以浙岭为起点,经休宁至常州,一路捐资修建茶亭36座。婺源乡民呢,以礼待客,以做好事为荣,在乡村一些山亭、路亭、桥亭、店亭、茶庵设缸烧茶,免费提供给过往的行人解渴消暑,各地茶礼、茶俗蔚然成风。

    “五里一路亭,十里一茶亭”。亭,是乡村计量长路上的一个刻度,是行人擦肩而过的缘。走过思源亭、思根亭、惜志亭、节义亭、遗痴亭、超然亭这样的路亭,于远方的村庄,以及远去的人自然有了一种连缀。而像永济庵、博泉茶庵、长生茶庵、如露庵、沸涛庵、茗修庵等等,除了佛徒尼姑出家行佛事和居住,还标记“茶庵”,甚至表明了“施长生茶济众”功用。正是有这样的茶亭茶庵存在,我才能够在废弃的茶亭、抑或茶庵的废墟上找到婺源民间生活的修行与精神的持守。

 茶姑采茶

 

    始建于唐代的徽饶古道,既是古时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要道,亦是客商必经之路。然而,太多的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都在古道上散佚了。

    徽州,是徽商的故乡。徽州人不仅种茶、制茶,还业茶。茶业,曾与盐业、典当业、木业一起,进入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在徽州历史上,许多富商巨贾都是从经营茶叶开始发迹的。像宋代的朱元、元代的毕仁、清代的谢正安、民国的郑鉴源等,有的还成为茶商世家。许是徽州历史上茶商的足迹遍布华夏,我对徽州茶商茶事多了一分追寻与关注。

    “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同样是在新茶上市的春季,我从安徽祁门进入江西浮梁,没有看到唐代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述的茶叶集散地。似乎,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意象也相去甚远。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浮梁县武云山与富春山相峙的严台村目睹了一场“喊山”的开园仪式。民间的祭茶神、山神的祈福活动,神秘而有仪式感。“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宋·陈师道《重刻茶经序》)是民间的感恩与膜拜,把陆羽推上了圣殿。不知道什么年月开始,陆羽实现了从人到神的华丽转身,并走向神龛,成了离徽州乃至南方茶商最近的神。据说,茶商开创的茶号、茶栈、茶店,甚至济茶烧茶的茶馆、茶亭,都像工匠业供奉鲁班、纺织业供奉黄道婆一样,一律将陆羽作为茶神供奉。有的徽州茶商,还专门请画师画陆羽像挂在茶号醒目的位置。他们记得茶给了自己最初的温饱,他们记得茶给了家人与好友最先的聚集,他们记得自己是怎样从偏僻的乡村走上业茶之路……

    很难想象,在遥远的年月里,徽州茶商从徽州运茶到广东,在路上要走两个月左右。首先,茶商先将茶叶送至屯溪,可以走徽饶古道直接至饶州,也可以经黟县、祁门、浮梁到饶州,再由鄱阳湖入赣江,然后翻越大庾岭抵达广东。一路上跋山涉水,个中的艰辛与险阻,只有茶商自己知道。据《中国名茶志》记载:在广州,明代中叶就有徽商的足迹;而西欧茶叶需求导入期,徽州茶商就捷足先登地成为中国最早“漂广东”“发洋财”的茶叶商帮。在明清时期,徽州茶商的应运而生,成为徽商中的主要商帮。

    广州、杭州、苏州、福州、武汉、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如果将徽州茶商走过的线路串联起来,应是大半个中国,徽州人在外地形成了一个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庞大茶商群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以婺源茶商为代表的徽州茶商,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善行”的踪迹:

    ——婺源石岭村茶商程焕铨,与兄弟合伙贩茶,一次亏损了许多。广东番禺有位叫张鉴的商人,委托程焕铨雇船运两万斤食盐到海南去。蹊跷的是,船刚靠近海南,张鉴死了,盐没人接收。一同前往的兄弟见找不到货主,又没订合约,就提出把盐卖了,一来用于付运费,二来也可以弥补贩茶的巨额亏损,但没想到的是被程焕铨严词拒绝了。后来,程焕铨辗转找到张鉴的儿子,把两万斤食盐一两不少地交给了他。

    ——咸丰年间,嵩峡村茶商齐彦钱采购了一批茶叶到上海销售,不想被行主欠茶款多达五千多两银子,有家不能回。齐彦钱急得团团转,又担心家乡的老母为他焦虑,急火攻心,竟当场昏倒在茶行。上海茶行的老板吓坏了,赶忙抢救,并立即兑付了五百两银子。齐彦钱拿到银子后,正准备回婺源,忽然看到同行的几位茶商也因为茶行拖欠货款无钱回家,既窘迫又着急。都是天涯沦落人,齐彦钱想都没想,立即将五百两银子与同行平分,帮助他们一起回家。

    ——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世居婺源庐源”(浙源庐坑),十八世纪初下广东做茶叶生意。后来,他儿子詹世鸾“为佐父理旧业”也于“壬午年(1762)贾于粤”,走广东继续经销茶叶。詹世鸾贩卖茶叶发财后,把全家从庐源迁到了广州,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有一年,关外失火,不少同乡遭灾,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詹世鸾看到大伙一筹莫展,慷慨拿出“不下万金”予以资助。

    同时,婺源茶商还凭藉经营创业获得的积蓄,在献田办学、捐建桥路等公益事业上,都留下了一个个热心公益的身影:在汉口经营茶行的齐宏仁“遇善举,无不勇为。如修宗谱,建桥梁,葺道路,立保安会、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咸输重金”;赵之俊业茶起家后“输千金筑书斋、置学田,以培人才”;茶商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茶商程泰仁,“初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咸丰间业茶上海,独捐巨赀修‘广福寺’”……

    他们付出的是真金白银,却似乎与金钱无关。当所有的繁华成为过往,生命与时光一如缕缕的烟尘,飘逝而去,我却在徽饶古道沿途乡村的谱牒、抑或民间故事中,看到和听到了他们的“善行”。而类似的“善行”,如今依然在茶区延伸,进入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的婺源大鄣山茶农协会、溪头茶农协会,每年都拿出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茶区教育等公益事业。

 

    “茶源于中国,始于巴蜀”。茶树的原产地,是在中国,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是我国茶树原始生产地的中心。在西南地区,古老茶树究竟有着怎样的样貌与遗存,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有专家考证的数据显示,在茶的家族里,世界上目前已发现山茶科植物有23属380种,在中国就有15属260多种,且集中分布于西南。而云南,不仅是茶树植物的起源地,也是茶树栽培的起源地。业界公认云南的“古滇人是茶树的最后驯化人和最早的载培人”。据说,在云南澜沧江两岸的山区丘陵地带,不仅有茶马古道的滇藏线,还有罕见的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凤庆县的“锦绣茶王”,树龄高达3200年,树干要有八九个人合围,才能抱得过来。

    2017年6月去云南,朝觐古茶树与探访茶马古道是我此行的重要内容。本来,早就与在西双版纳工作的小弟约好,让他给我做向导,行程是从西双版纳到普洱,然后去大理。可在宁蒗彝族自治县返回丽江市的途中,我收到他的信息,说是临时有事,必须出差。我只好舍远求近,改线直接去了大理。

    众所周知,茶马古道分川藏线、滇藏线、青藏线,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道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独特遗产。实际上,人们所说的川藏线、滇藏线、青藏线是茶马古道的三条主干线,随之分布的还有许许多多网状的支线。而滇藏线茶马古道的起点,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那里,也是普洱茶原产地。虽然,我不止一次到过云贵高原,却一直无缘沿着茶马古道起点向西走,连中国最西部的西藏都没有到过,更不用说是喜马拉雅山以南以西的国家和地区了。遗憾的是,我在云南的行程连西双版纳也因小弟的出差给取消,也就没有机会去云南南部边陲朝觐古茶树了。稍感欣慰的,是我在宁蒗、丽江等地,还看到了一段段保存较为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与徽饶古道相比,茶马古道显得更为空寂。没有听到马帮的铃声,没有见到马帮、拴马桩、驿站,却见识到了古道的崎岖、荒芜,以及感受到了那种鸟鸣的宁静。在这样的古道上,完全可以想象那一队队马帮艰难地行进,以及在熙熙攘攘的街区“茶马互市”“边茶贸易”的景象。

    倘若一个人沿着茶马古道一径走,除了好奇的追寻,迎来的将是无边的孤独。

    “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记述的就是唐朝后期的茶马互市。而史籍上也有记载:“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诸如此类的文字都过于平和了,而颠覆这些与刺痛我的是云南的一首民谣:“砍柴莫砍葡萄藤,嫁人莫嫁赶马人。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这样的民谣,俨如茶马古道上的悲歌。想想,从隋唐到民国,哪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不是马帮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双脚,甚至是生命踏出来的呢?!

    而前行与抗争,是茶马古道上神秘马帮的存在与力量。

    云南之行接近尾声时,我在大理苍山脚下看到了类似于茶马古道的马帮。可是,他们已经不驮茶叶与货物了,只是带给天南地北游人的一种体验方式。“一趟滇藏茶马古道线,一段天险路。”那叮叮当当的驼铃,仿佛一下子就将我的思绪带到了更为遥远的茶马古道上。

 

    “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或许,这是苏轼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嗜茶,饮茶讲究“茶美、水美、壶美”。而让他对水与茶体会最深的,是王安石。据说,王安石患“痰火之症”,需用长江三峡的瞿塘峡中峡之水,烹煮阳羡茶品饮才会生效。不承想,苏轼从四川返回时沉湎于三峡风光,到了下峡时才想起王安石的汲水之托。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下峡汲的一瓮水,竟然被王安石煮水泡茶时发现了。王安石能够从茶色中辨出下峡之水,足见他在茶与水上的修为。同时,也透出当时文人士大夫品茗之盛与茶道的流布。

    也就是在饮茶蔚成风气的唐宋时期,中国茶与茶文化随着佛教传播途径开始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不仅在中国学习了种茶、制茶技术,还学到了煮泡技艺与茶道精神。

    茶是自然的茶,水是自然的水。汲取天地灵气的茶水,遇到有心境的人,就有了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意境。于是,茶与水可以泡出生活的诗意,品出生活的哲学。比如:云南白族喜庆迎宾的“绍道兆”(三道茶),寓意着人生“一苦、二甜、三回味”的哲理。

    如果说,茶是水洗的文化,时间是水洗的表情,那么,徽饶古道、茶马古道,以及茶商茶事,都是茶与水在时间里的见证。

    想必,在世界饮品中,能够称得上内容与形式一样独具魅力和极具内涵的,只有茶了。有人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就一杯茶的距离。话,虽然有些片面,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茶”字拆开,便是“人在草木间”,这既是谜底,也是谜面。一个“茶”字,可以在水中化开无穷尽的意境。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植物,与丝绸、瓷器一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生根发芽。显然,茶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交流,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闻香识茶,他将中国茶叶作为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我一次次远足,去茶区寻访茶与茶人的踪迹,是对自然与茶的敬畏,对茶人的尊崇。茶,一次一次地访,一杯一杯地品,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分淡泊与清明。

    茶,注入无华的水,人的一生就可以在一杯茶里修行。(作者:洪忠佩/文 胡红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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